2026年4月，向隆万在上海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采访。（王志刚 / 摄）

向哲濬最小的孩子向隆万也有85岁了。他的客厅里有张黑白照片，放在最醒目的位置，来访者一眼就能看到。《环球人物》记者到来时，他拿起照片介绍：“这是东京审判期间部分检察官的合影，美国的、苏联的、法国的……右边这位就是我父亲，中国检察官向哲濬。”

东京审判部分检察官合影，右二为向哲濬。如今这张照片摆放在其子向隆万的客厅里。

照片上的向哲濬脸庞圆圆，神情温和，看上去很是低调。很长时间里，这也是向隆万对父亲的印象。父子俩相差49岁，向隆万熟悉的父亲从来都是和蔼沉静的。直到开始打捞东京审判的往事，向隆万才发现，父亲身上也藏着雷霆万钧的另一面。

“还有什么是战争？！”

1946年5月3日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。庭长韦伯致辞后，首席检察官季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，第一位就是向哲濬。《申报》记者记录：“全体人士对此中国检察官，皆予以深刻之注意，尤其引起日本各战犯之注视。”

一场殊死较量即将开始。

时年54岁的向哲濬曾在耶鲁大学和乔治·华盛顿大学留学，回国后在教育界、司法界任职多年。他知道，东京审判遵循英美法系，按照“无罪推定”原则，检方拿出的证据必须真实有力且符合程序，才会被法庭采纳。

他的妻子周芳晚年回忆，中国团队组建之初，人选尚未敲定。在一般人看来，法官的地位似乎更高，向哲濬的想法则不同。他觉得，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犯下滔天罪行，必须向全世界揭露。“为了完成这一使命，检察官的责任更重，所以他选择了检察官而不是法官。”

中国检察官面临的第一个关键任务，是确定并捍卫罪行的起始时间。

1941年12月，珍珠港事件后，美英两国正式对日宣战。第二天，中国政府也发布文书宣战。有西方检察官认为，可以此为起点起诉战犯罪行。

然而，珍珠港事件前，日本早已大举侵华，中国军民伤亡惨重。“如果从1941年开始起诉，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事变、七七事变甚至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，都将逃脱审判。”向隆万说。

1928年6月，日本关东军暗杀了中国华北、东北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，明显违反同年1月生效的《巴黎非战公约》。中方据此提出，起诉起点应该提前至1928年。这一主张最终被国际检察局认可。

到了庭上，辩护律师乔治·山冈抓住宣战时间大做文章，声称1941年12月9日之前，日中双方从未交战。“由于不存在战争，也就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战争罪。”

向哲濬予以驳斥。但在列举证据之前，他特别请求法庭给予几分钟，做了一段陈述：

“……我们精通法律的辩方律师说中国和日本之间不存在战争，因为日本从未向中国宣战。当然，这是一个关于战争正确定义的问题。然而，从1931年9月18日以后，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性的行动，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，包括士兵和平民，这是14年以前发生的事。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在卢沟桥发动战争，一个晚上杀死数百人。随后，日本向全中国出兵，杀死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士兵，还有儿童、妇女和无助的平民——非战斗人员。我认为那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。如果这不是战争，我想问，还有什么是战争？还有什么是战争？！”

2015年，向隆万（左）与妻子蒋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资料。

多年后寻访东京审判资料时，向隆万在美国看到了庭审影像。画面中的向哲濬大义凛然，与他记忆中温和寡言的慈祥老人形象完全不同。录像带年久老化，他听不到声音，但他强烈感受到，父亲是在慷慨陈词。后来对照文字记录，向隆万知道了，父亲说的正是这段发言。

在法庭上，检察官要理性自持。向隆万梳理过，父亲的20次法庭发言，基本是陈述证据或反驳辩方，很少情绪化的表述，这次却不同。“If that were not war, what is a war, what is a war? I wonder?（如果这不是战争，我想问，还有什么是战争？还有什么是战争？！）”每每读到这句叩问，向隆万就想，父亲当时是多么努力压抑内心的惊涛骇浪，尽量克制地阐述山河破碎、同胞罹难的深重悲剧啊！

“昕夕从公，未敢懈怠”

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约有130名，而中国检察官团队最初只有向哲濬和秘书裘劭恒。国内时局动荡，日方又大量销毁罪证，寻找人证物证难度很高。向哲濬一面协调后方寻找证据，一面设法充实检察组力量，在裘劭恒之后又招募11人担任团队的秘书、翻译和顾问。

他有一份“抢人”电报，直观展现了“事繁人少，昕夕从公，未敢懈怠”的状态：“此部分工作完成以前，倪参事万难回国。司法部已两电促归，乞商谢部长准其暂缓返京，并祈电复。”

“倪参事”就是中国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。他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留学，在英美法方面造诣颇深。1947年初，得知倪征从欧美考察司法制度回国，向哲濬力促他来到东京。

庭审期间，倪征（右二）与向哲濬（右三）在检察官席。

当时，倪征的主要任务是反诘板垣征四郎及其证人、辩护律师。

一段有关七七事变的诘问，可以一窥庭审现场的激烈——

板垣征四郎辩称，七七事变后，他主张撤军言和。

倪征问：“日本占领广州、汉口，是不是在你担任陆军大臣后才完成？”

板垣答：“是。”

倪征立即追问：“这是‘撤军’还是‘进军’？”

板垣哑口无言。

向隆万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，倪征3天诘问板垣近500次。原本扬言“和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”的板垣无力招架，基本只能用“不知道”“不记得”搪塞。

从1946年5月开庭至1947年底，仅就日军在华暴行而言，经由中国检察组搜集提出的证据就有99件。亲见这些甲级战犯被判刑，向哲濬觉得，自己终于对祖国有了交代。他说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，“只有抗日战争，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；只有东京审判，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”！

东京审判期间，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宣读总结陈词。

中国检察组的调查成果不只用于东京审判。秘书高文彬查阅档案时，发现日媒《日日新闻》跟踪报道了日军的“百人斩”暴行：从1937年11月至12月，日军少尉向井敏明、野田毅多次开展杀人比赛。但两人并非甲级战犯，向哲濬当即判断，这个线索对学生石美瑜有用——他正在南京军事法庭担任庭长。多方协调下，盟军找出了两个隐身乡野近十年的杀人魔，中国将其引渡至南京受审。1948年1月，两人被执行枪决。

也有遗憾。东京审判数年后，战犯嫌疑人之一岸信介竟然担任日本首相。向哲濬看到新闻，罕见地发了脾气：“岂有此理！战犯被任命为首相，还有法纪，还有正义吗？！”

“我们都要为历史作证”

东京审判进行时，向隆万还是幼童。他记得，父亲总是行色匆匆，偶尔回到上海家中，打字机的“哒哒”声响至深夜。至于父亲具体在忙什么，他只模糊知道，“是在审判日本鬼子”。

向哲濬本想撰写关于东京审判的回忆录，因种种限制未能实现。“家人团聚时，父亲也大多是闲话家常，从未谈及自己参加东京审判的经历。”

1983年有次例外。日本掀起一轮篡改教科书的逆流，将侵略中国美化为“进入”中国。上海法学学会、国际关系学会举办座谈会，已是91岁高龄的向哲濬受邀参加，向隆万陪同前往。

发言时，向哲濬援引东京审判判决书的段落，详述日军在南京等地烧杀抢掠的暴行。“难道不足以证明是侵略罪恶吗？难道是什么‘进入’吗？”他挨个列举早年一同奋战、当时仍然在世的同事们：倪征、杨寿林、裘劭恒、高文彬、刘子健、石美瑜……

“美瑜说得好：‘我已经是活不久的人了，但我一定要为历史作证！’……我们都要为历史作证。”说到这里，向哲濬的声音颤抖起来。向隆万被父亲深深震撼了。

那时，向哲濬的身体和头脑已不太好，向隆万未能跟父亲做更多交流。4年后，向哲濬去世，带走了他所知的一切。

好在历史总会在新的路口带来机遇。

2003年，媒体陆续找到向隆万，希望他讲讲父亲和东京审判的故事。已经退休的他决定试着打捞更多资料。那时仍健在的高文彬告诉向隆万，向哲濬和他带回了全套庭审记录，可惜，这些文件在转交相关机构后全部遗失。庭审记录是最重要的一手资料，美国可能还有。

向隆万决定赴美寻找。2006年，借着参加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访问团的机会，他请假半天前往美国国会图书馆，果然发现庭审记录。突破口就此打开，向隆万的妻子蒋馥也参与进来。两人都是理工科出身，就一边学习法律和历史，一边调研寻觅。

“历史的审判台”

20世纪80年代，向隆万曾在美留学。得知他的行动，熟悉的师友同学纷纷施以援手。

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朱家鲲帮他们安排住宿，还请校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协助。“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，这里有20多卷庭审记录，而且借阅手续更方便，复印费用更低。”

时间最长的一次，向隆万夫妇在美国待了一个多月，住在新泽西州的朋友家里。每天早上，朋友先送丈夫上班，再送向隆万夫妇到车站。到了晚上，朋友再开车去接他们。

向隆万感慨：“他们有钱出钱、有力出力，从不觉得麻烦。美中友协的一位老太太曾是我的英语导师，她也捐助100美元，说数目不多，但多少可以复印一些资料。这不仅是出于我们之间的情谊，还因为他们也觉得，还原东京审判的真相非常重要。”

向隆万一点一滴地集齐了父亲的发言记录、倪征对板垣征四郎的诘问、溥仪的证词、南京大屠杀相关证词。因财力有限，他无法复制全部记录，只能将相关线索带回国内。

让他激动的是，有关部门及高校非常重视，很快设法购回所有资料。近20年来，东京审判的研究从冷到热再到井喷式发展，他自己也参与编纂多套书籍，几乎摆满家中四排书架。

为了解日本方面对东京审判的认识，向隆万还两次赴日考察。第一次到日本是2009年，他特意联系中国驻日大使馆请教：中国人能否去靖国神社？得知能以学者身份调研，他才放心前往。

这一看，向隆万觉得触目惊心。靖国神社内有个“游就馆”，相当于日本的战争博物馆。关于1943年到1948年这段历史，展馆对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只字不提！法庭上早已驳斥过的“没有战争”“日军自卫”等谬论，却在展览中随处可见。

“2019年再去日本，我发现靖国神社里颂扬战犯的展品竟然更多了，可见他们对军国主义的毒害没有任何反思。”向隆万只觉重任在肩，要抓紧时间继续调研、发声。

两年前，妻子蒋馥病逝了。向隆万把妻子的照片放得大大的，就摆在父亲那张合影的旁边。这样一来，每当他伏案工作或接受采访时，两位至亲就在身后，他并不孤单。

如今，日本“新型军国主义”愈发疯狂。每次看到新闻时，向隆万就会想到1983年推着轮椅送父亲参会的情形，父亲的身影清瘦却坚定，他发言的最后一句话是——

“如果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硬要卷土重来，那么它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！”

（本文图片除注明外均由向隆万提供）